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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民营博物馆拿什么养活自己?政府该如何扶持?

          民营博物馆拿什么养活自己?政府该如何扶持?
           近日,马未都的观复博物馆正面临被拆迁的命运,这是“新中国首座民营博物馆”。之前,他已三次易址。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与之同时,目前国内最大的民营博物馆——江宁织造府博物馆,也是命运多舛:民企投资数亿,建造数年,开放日期一拖再拖,迟迟难定。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民众和媒体的关注,让“民营博物馆”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。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作为民办博物馆,身份有多尴尬?运营有多艰难?该拿什么来养活自己?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身份之惑:谁来定性?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不少民营博物馆搞得还是不错的,但是政府一律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,任其自生自灭,而《文物法》中对此也是只字未提。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新京报:观复博物馆,江宁织造府,一个在北,一个在南,一个“最早”,一个“最大”,作为民营博物馆同时遭遇发展瓶颈,说明什么问题? 

            徐湖平:在中国,民营博物馆是一个“老问题”,也是一个“新生事物”。早在一百多年前,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张謇1905年创办的南通博物苑就是民营博物馆。但是,这几十年中,民营博物馆的发展就没进入过政府的视野。在这种背景下,民营博物馆不管出现什么问题,都不难理解,这不仅仅是个案,也是必然。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新京报:有学者指出,西方国家民营博物馆占博物馆总数的60%以上,而中国还不到15%。这个数据说明中国民营博物馆的发展空间很大,但为何一直未能红火起来?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徐湖平:据我观察,原因有四。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一是政策层面不配套,比如国家博物馆有一系列的政策,注册制度、藏品登记什么的,都实行几十年了,民营博物馆什么都没有;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二是政府层面没重视,比如说国家有个博物馆学会,里面没有一个民营博物馆的代表。国家博物馆可以申报职称、申请经费,像南京博物院的经费一年有几千万元,民营博物馆什么都没有;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三是心理层面不承认,总认为民营博物馆是倒卖文物,借机来卖自己的东西,因为个人财力有限,不能因为民营博物馆规模小,藏品少就看不起它们;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四是制度层面不完善,比如文物局能否像对待国家博物馆那样来对待民营博物馆,一视同仁,该管理时去管理,该指导时去指导,该服务时去服务?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这四方面的原因,让民营博物馆根本抬不起头来。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新京报:当前民营博物馆生存的最大问题是什么,原因何在?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徐湖平:民营博物馆生存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定性和定位,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立法的空白。现在不少民营博物馆搞得还是不错的,但是政府一律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,任其自生自灭,而《文物法》中对此也是只字未提。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政府应该把民营博物馆放在一个相当的位置上去,通过立法来保护它的运营与发展。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新京报:有评论归因于“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博物馆法”,需要立法吗?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徐湖平:没有必要专门立法,在《文物法》中修改完善就够了,立法再多,无法执行,等于没用。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新京报:既然民营博物馆生存如此艰难,为何还有那么多人热衷去办?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徐湖平:首先一点,社会上有不少有识之士,他们有这方面的兴趣和意识,致力于这项事业。比如马未都。比如,南京的艺兰斋美术馆,就是私人建立,投资数亿,其规模高于现江苏省美术馆,为国内最大的私人美术馆。艺兰斋董事长陆挺我认识,他对书画非常痴迷,经过20年的收藏,明清字画已有3000多幅。他完全靠自己办企业来养这个美术馆,尤其在经营困难时,好的字画也不舍得卖,他经常说,经费可以找到,好的书画很难找到。但是他的美术馆也是一波三折,我曾送他八个字:“欲哭无泪,报国无门”。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更多的人充其量只是兴趣爱好者,也有藏品,但财力不足,所以往往往有冲动,难持久。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当然,也不排除个别人试图浑水摸鱼,打着博物馆的名义进行藏品的倒卖。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运营之难:如何赚钱?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每年国家投入到博物馆的经费是有限的,要么重点照顾几个大的博物馆,要么是撒胡椒粉一样人人有份,这样一来官办博物馆不少都是“营养不良”。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新京报:税法有规定,博物馆、纪念馆、图书馆的门票收入免税,但民营博物馆从来享受不到这一条,问题出在哪?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徐湖平:刚才说了,目前民营博物馆的身份尴尬,在法律上找不到保护伞,你说你是博物馆,但是政府不承认;另一方面,现在民营博物馆鱼龙混杂,泥沙俱下,有些甚至就是变相的文物商店。要知道一旦确认你是博物馆,就要对藏品登记在册向政府部门申报,不能随意进行买卖的。所以这一块有很多不规范之处。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新京报:这么乱,如果放手支持发展,岂不是会更乱?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徐湖平:乱不怕,有乱,治乱,才有发展。这涉及管理思路的问题,越是乱,越是要疏,而不是堵,一堵才会越乱。一旦树立标准,从不登记到登记,就是进步,然后再根据规范进行内部梳理,逐步完善。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新京报:如果解决这四个问题,民营博物馆能迎来自己的春天吗?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徐湖平:事实上,还应该思考一个问题,就是国家需要有很多博物馆,但是不是这些博物馆都要由国家来办呢?比如日本,国土面积是中国的1/26,人口是中国的1/13,但是它有1万多个博物馆,并且只有四个是国家级的,东京帝国博物馆、京都博物馆、奈良博物馆,和福冈博物馆。其他也有一些地市的博物馆,但是数量和比例都非常低,更多的博物馆是让社会力量去办。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我们国家是从首都到省会,从地市到县城,全部都由国家来办,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养这么多的官办博物馆。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新京报:国家包办的后果是什么?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徐湖平:一方面,限制了社会力量发展博物馆的空间,另一方面是,每年国家投入到博物馆的经费是有限的,要么重点照顾几个大的博物馆,要么是撒胡椒粉一样人人有份,这样一来官办博物馆不少都是“营养不良”,影响到艺术品的收藏、保管和博物馆的发展。到头来,博物馆的建设就容易流于形式,本来游客就少,现在更是雪上加霜。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新京报:据了解,全国3000多家博物馆,观复博物馆是唯一没有政府拨款、没有企业支持也能够收支持平的博物馆。今年6月,马未都宣布创建观复文化基金会,把他几十年收藏的文物全部捐出,由基金会理事会统一管理。这种“观复模式”能否推广?它给其他民营博物馆提供了哪些经验?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徐湖平:马未都的运营思路是与国际接轨,这是趋势,是对的,但中国也只有他能做到。为什么呢?他肯定有自己的独特方法,绝不仅仅是靠卖门票、靠出书就能支持博物馆正常运营的。我在博物馆呆了38年,还没听说过哪个博物馆是赚钱的,不管是国家的,还是民营的。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新京报:也包括故宫博物院、上海博物院这些大型的国家博物馆?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徐湖平:对,故宫博物院的游客是不少,门票收入是可以,但它是收支两条线,所有收入要交给国家,同时国家每年都有专项的修缮资金用来维护,而维护的资金是远高于门票收入的。还有上海博物院,算是办得比较成功的,每年它的门票收入是3000多万,而每年给它的补贴是9000万。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生存之道:怎样接轨?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从世界博物馆发展情况来看,一些知名的博物馆,都是在民营博物馆和个人给国家捐赠的基础上才建立起来的,之后又不断发展壮大。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新京报:您谈到,江宁织造府博物馆规划“白天这里是博物馆,晚上闭馆后就是高档会所,《红楼梦》里那么多美味佳肴,可以开发红楼宴”。是在探索新的运营模式吗?是否担心舆论质疑为过度“商业化”,为什么?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徐湖平:我是有心走出一条民营博物馆发展之路。核心思想不变,是弘扬民族的文明。但在具体运作方式上,我更强调运用民间的资金、民间的资源、民间的智慧来发展这个事业。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说到“商业化”,那先要搞清什么是“文化产业”,可以说无商业,不发展。像红楼宴什么的,只是整个运作内容的一部分,比如根据书中的菜肴来做,比如发扬书中的玉石文化,昆曲文化,等等。当然,在门票方面,肯定还要保持一定的公益性,不能超出民众普遍的心理预期。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新京报:在国外,民间博物馆一般是藏家捐出藏品,由某个基金会募集资金来开办,博物馆和藏品都与原来的藏家没有所有权关系。但中国的民营博物馆仍然是谁有藏品谁办博物馆,所有权归藏家自己。国外的经验在中国能推行吗?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徐湖平:这个很难说,因为国与国之间发展程度不一样,民众的意识觉悟也不同。在国外,慈善成为一种氛围,比如比尔·盖茨,他们认为作为富人回报社会天经地义,而中国的富豪阶层在这方面的意识觉醒,尚需一个过程。并且,在中国,搞慈善向来都是救急不救穷,而文化建设需要长远投入。这又需要一个过程。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新京报:国外民间博物馆的现状如何?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徐湖平:从世界博物馆发展情况来看,比如一些知名的博物馆,像英国的大英博物馆,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,它们都有上百年的历史,而它们都是在民营博物馆和个人给国家捐赠的基础上才建立起来的,之后又不断地发展壮大。实际上,民间收藏究竟是文物,还是民俗,首先要保存下来,最后随着时代发展会决定其流向。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国外,它们对博物馆的要求很严的,比如在保管条件、安全措施、规章制度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。比如有些名贵的书画作品你要警惕有人来偷,有些书画呀、棉麻丝绸之类的,对保管条件都有要求。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新京报:政府如何扶持?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徐湖平:国外的博物馆已经发展200多年了,不好一概而论,比如,我们走的是“前苏联模式”,保管部、研究部是分开的,而欧美的博物馆多是保管者和研究者为一体,既懂得保管,又能深入研究,而这个中国目前很难做到。再比如,国外博物馆展览多把藏品与艺术相结合,懂得“化妆”,花费工夫多,效果当然好,这个我们也多没这种精力。作为政府,就是尽可能提供完善的制度、充足的经费和合适的人才。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新京报: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?
           
            徐湖平:比如我有一年到澳大利亚去,有开发商在堪培拉市中心建造一个大楼,当时这个楼楼层超高,当地政府就要求开发商拿出5000平方米,作为一个丝绸博物馆的场地,使用权是99年,每年的房租只有一元钱。假如北京市政府也能如此来扶持像马未都这样的民营博物馆发展,民营博物馆想不火都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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